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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之士[科举] 第160节

 

姚弘谟闻言道:“集聚的士子多为科考失利者,若他能考中进士,在官场上自有发声之机,何必要私下聚集?”

潘晟也是点头。

“俗话说,堵不如疏,这些士子本就爱与官府作对,官府越不让他们说,他们越要说。”柳贺道,“因而下官想着,不如就给机会,令他们畅所欲言。”

“也好叫他们知道,他们所忧心的,官府早已经想到了。”柳贺解释道,“这些士子未做过官,于民生了解也不多,他们便以为,自己所想皆是利国利民、经世致用之策,实则非是如此。”

“泽远进一步讲讲。”潘晟道,“依你之意,该如何令士子们畅所欲言?”

柳贺道:“部堂大人,如今邸报出得如何了?”

“还是由通政司誊抄政令传至各地。”潘晟道,“泽远的意思是……”

柳贺道:“士子们既要抨击时政,咱们便办一份报,留个地方由他们畅所欲言,官员可说,百姓也可说,其中也可张贴农事、水利、医药上的新说,叫百姓也从中获益。”

“读书人总以为只有他们懂天下间的道理,可这天下却不只有读书人。”柳贺道,“本部掌礼制,何心隐等人所辩的,亦是圣人之理,办一份报,可叫天下万民知晓,官方懂礼不逊于民间。”

潘晟道:“倒也并非不可。”

潘晟也能意识到,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张居正堂堂内阁首辅,依然会为民间之声所扰,这便是舆论的力量,而礼部办报,固然有兴礼明制的作用,却也不能叫这舆论被旁人用了。

何况张居正是否同意,潘晟并无把握。

但相比将书院废除一事,这个主意毕竟更缓和些。

潘晟也不知为何柳贺能想到这主意。

他于是道:“泽远,你与继文先细细琢磨一番这报该如何办,你我有个章程,到元辅那边也有话说。”

柳贺点了点头:“部堂只管等着就是。”

不过潘晟也不只听了柳贺一人的意见,废除书院一事所涉重大,姚弘谟、各司郎中、员外郎等也有话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其中不同意废除书院者占了多数。

可以说,书院是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天下闻名,读书人在此讲学、求知,才使理学流传开来,成为官方之学。

何况读书人论时政也非一时半刻就能止住,洪武朝时创设科举,非科举出身不能为官,读书人又拥有许多优待,这便使他们天生高出普通百姓一层。

王畿、何

心隐、罗汝芳等人虽在民间,在读书人中却拥有不逊于官员的影响力,这些人论学问是公认的大儒,思想也有其先进性,受读书人追捧也是应当的。

……

张居正召内阁及礼部大张旗鼓地去议事,他欲废除书院一事自然瞒不住了。

此前京中隐约流传着张居正欲归政给天子的传闻,读书人同样议论纷纷,可废除书院的消息一出,士子们便顾不上归政之事了,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书院上。

毕竟无论张居正是否归政,那都是朝堂上的事,纵然士子们再不愿,张居正这首辅也是干了足足六年多,一时半会恐怕也难以更改。

可废除书院则不同,事涉士子们自身,因而此时刚有风声传来,京城众书院的士子便已坐不住了。

张居正出手可是又快又准,若不及时叫他改了念头,书院之祸一时恐怕避不开。

“张江陵为何专挑书院下手?你我身为读书人,关心朝堂本是应当,朝堂诸公可知如今百姓生活如何?”

“书院是当年程子、朱子讲学之所,张江陵此举,更甚秦始皇焚书坑儒!”

“江陵为官本就霸道,朝堂诸公敢怒不敢言,当年严嵩当政时都未曾如此,江陵之恶胜过严嵩!”

民间议论纷纷,何心隐人在湖广,又大声疾呼,写下《原学原讲》一文。

“自有貌,必有事,必有学也。学其原于貌也。??自有言,必有事,必有讲也。讲其原于言也。”(注1)

何心隐在文中直接说,讲学之事起源于孔子,张居正欲毁讲学一途,便是自绝于圣人之道。

何心隐与张居正也算是旧识,事实上,何心隐的名号如今越传越响,也与张居正脱不开关系。

何心隐和耿定向关系不错,耿定向曾将何心隐引荐给张居正,可惜两人天生气场不合,张居正言何心隐“时时欲飞”,判断可谓十分准确,而何心隐曾在耿定向面前道,“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判断也准。

随着张居正当国日久,何心隐的名气一日比一日大,天下读书人似都在等他那句“当国必杀我”,看张江陵是否真能痛杀何心隐。

《原学原讲》一文自然又将张居正狠狠得罪了一通,因而正月一过,张居正便令礼部重申,儒童读书经社学,生员读书经府州县学,而不必经书院一途。

除此之外,何心隐也被湖广巡抚王之垣逮住,被下了牢。

此前何心隐几次三番被通缉,都因官场上有人相助得以逃脱,但这一回张居正十分恼怒,纵是读书人群情沸腾,王之垣依然不肯将何心隐放出。

柳贺与姚弘谟琢磨数日,终于将一份报纸的框架搭了出来。

大明朝与后世毕竟是不同的,朝中若出了政令,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叫百姓知晓,官与民天生就是不平等的,百姓们也接受了这种不平等。

因而头版放什么,柳贺很是纠结。

细想之下,这报纸都不必处处仿照后世的报纸,只论礼法也可,比如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碰撞,便可堂堂正正登于其上。

朝堂与民间大儒论礼的文章也可放于其上。

而到了具体的政见上,则可以强调其推广之效与具体缺陷,比如一条鞭法在地方上的施行,其中若有不当之处,就可通过报纸曝光。

次版三版等,则可放一些快讯,比如某名人逝世,还可放些农事水利医学的科普,比如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节选,还有袁黄写就《举业彀率》,可谓士子在大明朝必备的《五三》。

后几版的内容并不重要,重点仍在头版,柳贺此时已经可以想象,若报纸真推出了,效用好的话,恐怕能抵过数十位御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朝堂权力向民间的让渡,便是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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