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娶就娶刘巧珍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中国青年最为躁动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有机会了解了城市生活，城市文明轻易地调动农村青年的想象。于是，像贾平凹说的那样“逃离农村来到城市，扒掉农民的皮”的思想观念造成了高家林选择了“叛逆”：高家林的父亲“快四十岁上才得了你这个独苗，生怕你在活人这条路上有个闪失”但无法阻止高家林发出“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的反抗，和“我不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在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的善意的嘲讽和走进城市的事实，顺德老汉和高玉德代表的农村文化尽管对高家林爱得深切，但无疑城市对他有更大的诱惑，反抗、叛逆和改变是高家林的回报。
农村无疑是闭塞和封闭的，但又不可逃脱的有着某种束缚力量。高加林对农村的逃离和对刘巧珍的抛弃，暗示了他对传统文明的挑战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体现出一个农村知识青年追求人生升华的大胆尝试和无畏的拼搏；高家林的再次回家种地似乎又受到了顽固的农村文化的束缚，不能变成“豆芽菜，根上一点点土都没有了”的本土回归与落叶归根“归根结底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落入“种田—城市—种田”的循环模式，路遥对“土地”或家园的理解，也从一个方面延续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土地情结，或者说，只有农村和土地才是青年或人生的最后归宿。
城市与农村尽管只是地里上的距离和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差异，但对城市的向往和现代文明的憧憬是这代农村青年集体的思想。高家林的浮躁，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时代情绪的集中体现，不是他自己做出的，而是时代赋予的唯一的不可逃避的选择。刘巧珍在高家林提出分手时在泪水中这样表达内心的悲伤与痛苦：“我尽管爱你爱的要死，可是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来表明“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可是面对自己深爱着的人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尽管是感情笃厚的恋人，但在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中成的无形的、坚固的厚障面前也只能屈服“她和亲爱的加林哥差别太大了她只能老老实实按自己的条件来生活。”尽管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让刘巧珍和高家林一样“去城里”但侧面也做了间接地阐释：刘巧珍跟妹妹学识字“二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实质上就是自己不能到城里去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对悲苦命运控诉、寄托的独白。
电影对刘巧珍的结婚一幕无疑是精彩的描摹，浓厚的陕北文化在电影里得到了最逼真的再现，刘巧珍“旧式的婚礼”似乎是对高家林这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最痛切的批判。刘巧珍流下的不是眼泪，而是对生活的控诉，刘巧珍对高家林的爱刻骨铭心“我读初中时就爱上你了”表明了爱恋的时间长；“我给你放星期天”表现出善良、多情的农村女青年对恋人深沉的爱意；在病重时节还劝说父亲不要咒骂高家林的忘恩负义；阻止她姐姐对落魄回家的高家林“准备叫他好看”则表现出一个成熟女青年的深思熟虑“你这样整他，叫他以后咋活啊！”无论是谁，他们对高家林的任何伤害“都等于拿刀子捅我的心哩”这样的深厚感情最终却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且直接导致爱情悲剧的诞生，而悲剧的制造者直接指向了“城市人”高家林。
“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他关心别人，却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刚强自负不能容忍居于人后，但儿女情长感情脆弱内心寂寞。”贾平凹的这一表述是对幕后的路遥最中肯的揭示，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性格，在他的笔下塑造出的人物，都倾注了既理解同情又悲悯，既肯定又批评的复杂感情，他在作品中表露出的困惑与矛盾，都与他自身经历造就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生也正是在谱写一曲赞歌的同时写出了改革浪潮中普通农民艰难的生活，纤毫毕露地呈现出了生活的艰辛、人生的压抑以及农民在艰难的处境中不甘平庸、奋发向上的伟岸精神。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当代“80后”成长的困惑可能不会像电影画面展示的那样：高家林像父辈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黄土地上用头、铁锨进行体力劳动，在炎炎烈日下挥洒汗水，把对生活艰辛的无奈诉诸深厚的土地，而是把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言语的困顿坐在电脑旁边朝虚拟的世界里倾诉。
无论如何，人生所表达的主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作为成长中的青年的指引塔。青年人因为生活阅历浅薄，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难以有正确的把握，而人生最重要的道路，则在青年时期的选择；无论工作还是情感，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路遥的人生都是值得我们，尤其“80后”大学生深思和借鉴的。